性爱国学课（上册）（20）螽斯之歌（21）媵——挥泪大甩卖的陪嫁（22）妾——一夫一妻制的补充

螽斯之歌——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

 

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在提倡多生，中国人算是世界上最能生的民族，只要天下一太平，妇女们就卯足了劲头猛生狂生。而且在国家看来“

凡为国，不患威不立，患恩之不下；不患土之不广，患民之不育”。

诗经里至少有十几首是鼓励生育的，最出名的当是《螽斯》《桃夭》

螽斯羽，诜诜兮；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

螽斯羽，薨薨兮；宜尔子孙，绳绳兮。
螽斯羽，揖揖兮；宜尔子孙，蛰蛰兮。

——《螽斯》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有蒖其实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

 

——《桃夭》　

在这种趋势下，据徐宗元所编《帝王世纪辑存》记载，夏代总人口为1300多万人。到了周公相成王时（约公元前1024年）人口为1371万人。

秦始皇荡平七国的十几年太平光阴，人口突破2000万的关口。秦末大乱，生民十余二三，幸存者大约六七百万。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（公元２年），料民所得人口达到了5959万人，这是汉代人口的顶峰数字。不过三国鼎立期间又迅速下降到767万人。

三分归一统之后，西晋太康元年（公元２８０年），全国在籍人口回升至1616万人。紧随而来大分裂时期人口数目不详。等到隋王朝统一全国，在隋炀帝大业二年（公元606年）时，全国在籍人口达到4602万人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为5292万人。

宋朝开国，太祖开宝九年（公元976年），全国人口只有１５００多万，至宋徽宗大观四年（公元1110年），全国在籍人口为4673万人。

元末人口大减，至明万历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，全国人口创纪录达到为6200万。

到了清代，康乾盛世，定 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为国策。至乾隆二十九年（公元1764年）就增至两亿，70年后的道光十四年（公元1834年）人口一举翻了一番，达４．０１亿人。其后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、民国兴起、军阀混战还有抗日战争等因素，中国总人口一直停滞在4亿左右，这也是所谓“四亿同胞”口号的由来。

总之，在古代，可以说人口造成起伏波动的最大的因素是战争，在战乱期间，“破国则积尸竟邑”，“鳏居有不愿娶，生子每不举”。

多子多福的观念虽是主流，但是历代都有节育的呼声，有前瞻性眼光的学者早意识到一味多生并非好事，战国时期的韩非就提出，人口太多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之一。他举例说：

“今人有五子不为多，与有五子，大父（祖父）来死而有二十五孙，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，事力劳而供养薄，故民争，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。”

到了明末，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虽然说

“生人之率，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，自非有大兵革，则不得减”。但也没有提出什么解决方案，倒是文学家冯梦龙替他操了这个心，他说：

“不若人生一男一女，永无增减，可以长久。若二男二女，每生加一倍，日增不减，何以养之？”

看看这个说法，是不是和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点相似。

到了清代，人口破记录的增长，让有心的知识分子担忧，以地理学家洪亮吉和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为代表。前者撰文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粗糙的统计学论证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，另后者则主张通过晚婚以降低人口出生率，并提倡政府的介入，主张对超生者以加重赋税的方法来处罚。他又说，

“人多而气分，赋稟而遂薄，又濡染于风气，故人才益难”，

他显然还有点优生学的概念，只不过还没有科学数据的支持罢了。

 

媵——挥泪大甩卖的陪嫁

 

 

《易经·革卦》彖曰：

“水火相息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二个女人相处就像水火难以相容，因此，建议“革”——废除它。

因为中国人喜欢生，而且还要生的更多，所以在男权社会巩固之后，多妻则多子，多子则多福的观念迅速流行起来。

《尸子》上说帝尧嫁女，

“妻之以皇，媵之以英”，

就是说娥皇出嫁的时候，女英作为陪嫁也进入舜的家门，可谓是买一送一，增量不加价的翻版，估计是帝尧为了说服舜下定不告而娶的决心（孟子就曾说过，帝尧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）才做出挥泪大甩卖，跳楼大降价的举动。

古代书上说，娥黄女英与舜三人每天3p的其乐融融，估计是鬼话，因为做陪嫁的总是低人一等，诗经上的《豳风·七月》就有“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”的句子，描写的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，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。

不过个人的感受无补于事，就像在今天，很多人同样把爱情和婚姻分的很开，媵制很快制度化，堂堂正正写入《仪礼·婚礼》注曰：

“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，谓之媵。”

易经的归妹卦反映的也是媵制，卜辞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了，

“归妹以品，跛能履，征吉。”

意思陪嫁的就像跛脚的人还能穿鞋行走，是件好事情。

不过媵制会带来很多麻烦，至少对于越来越讲究宗法人伦的中国人来说，特别是在嫡庶之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，正常只允许家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女主人，像娥皇女英那样，比一国两制还让男人头疼，后世虽然有妻子死了，由妻妹续弦的婚俗，算是媵制的遗孑。总体而言，媵制是逐渐没落了。

在东方各国以获得子孙为实行多妻的主要原因。日本纳妾曾由法律认可，其理由是生育子嗣，以便继承先人的祭祠。许多波斯人迎娶新妻，仅为了第一个妻子生不出孩子。埃及男子对于不幸无出的妻，虽恋情犹浓，不忍割爱，徒以子嗣所关，乃引起重婚的念头。

聪明的中国人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中国男人则发明的妻妾制。因为妻妾都生孩子，如果嫡庶不分，以后继承父亲的地位与遗产就会出大乱子。上到国，下到家都不得安宁，因此如何处置妾在家庭的位置，难度相当于送神舟火箭上太空，没有过硬了理论素质是万万搞不定的。

妾和妻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她之所以存在的所有理据是作为生育机器，作为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，《汇苑》上说：

“妾，接也，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。

就像今天不被法律保护的二奶一样，是没有夫妻的名分的。作为比照，如果女子随男子私奔，也很惨，《礼记·内则》认为“奔者为妾”， “父母国人皆贱之”。总之妾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，现在电视上播放的古装连续剧常常有这样的台词，“我是坐了八抬大轿从大门抬进来的，你是从小门被带进来的。”恰恰可以作为她们地位底下的旁证。

 

妾——一夫一妻制的补充

 

 

 

有个外国记者曾经质问以清朝遗老自居的辜鸿铭，以为中国的妻妾制度乃是文明之渊数，辜鸿铭悠然的指着面前的茶盘中的茶壶和茶杯，笑道：

“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，你听说过一个茶杯配一个茶壶的么？”

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，文人们风流自命，纳“小星”，富人纳侧室，娶“外宅”，收“通房丫头”，乃至姨太太成群，都是司空见惯之事。 辜鸿铭留过洋，娶过妾，研究的是中国的经典，不过他的这个讲法其实大谬不然，只能骗骗洋鬼子，事实上，一夫多妻制从西周以来就没有市场，他把中国妻妾制度当成是一夫多妻制，简直是大错特错。性学专家潘光旦就曾说：

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。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，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。……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；一夫一妻是常经，妾制是权变。

妾的地位到底如何，我们不妨先看看韩非子讲的笑话，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，而且口吃，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，杀伤力还是挺强的。

卫人有夫妻祷者，而祝曰：使我无故得百束布。其夫曰：何少也?对曰：益是，子将以买妾。

这个故事是说，卫国有一对夫妻，妻子求神明保佑，许下心愿：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。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，抱怨道：“这也太少了吧。”妻子说道，如果更多一点，你就会去买妾了。

故事里头描写的明显是一对平民夫妻，可以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，这意味着，在市场上，妾的价格不高，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，但也高不到那里去。

《孟子》中所说“齐人有一妾”的故事中，那“齐人”是个乞丐，但他也有妾。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，西汉的《盐铁论》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：

“古者夫妇之好，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。及后士一妾，大夫二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。今诸侯百数，卿大夫十数，  中者侍御，富者盈室。是以女或旷怨失时，男或放死无匹。”

也就是说，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，除了王公贵族，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，不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，到了西汉，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。现在则被提升到“女或旷怨失时，男或放死无匹”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。事实上，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，而且还有所限制，这点倒是可以从《明会典·律例四》中得到旁证：

“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。”

也就是说，老百姓纳妾需要满足两项条件，一是四十岁以上，二是没有孩子。由此可知，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。

准确的说，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庸，一种福利，所以《白虎通·嫁娶》更明确的指出：

“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?尊贤重继嗣也。不备侄娣(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“侄娣从嫁”)者何?北面之臣贱，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。……士一妻一妾何?下卿大夫礼也。”

不过既然“富者盈室”，老百姓当然不服气，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，应该说，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，谓予不然，看看的理论指导书《太平经》就知道了，上面就特意提到“一男二女法”：

“太皇天上平气将到，当纯法天。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，以象阴阳数奇，阴数偶也。乃太和之气到也。……故使一男二女也。”

一男两女，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，而是一夫多妻制，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，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，每州一个，以应九州之数。

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把鬼话当文化，便秘当神秘。不过也没必要去较真就是了，真较真了，那些靠贩卖国学为生的人都要饿死了。